文／曾芷筠
看完緬甸籍導演趙德胤的所有短片和兩部劇情長片《歸來的人》與《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它們不像熱血沸騰為底層小人物發聲的紀錄片，也不像新電影懷舊地回顧自己生長的家鄉，有的就只是皮膚汗黑發亮的年輕人整天聚在一起無所事事，故事不知所起，不知所終。烈日炎炎，嚼著榴槤，緬甸女人在邊境的程式等待台灣身份證；一個老婦人在家裡自己種鴉片，收成後揹了一簍，走一整天的路到雜貨店賣掉，換一些米回家；在台灣打了幾年建築臨時工的年輕人帶著好友的骨灰罈和一筆存款返鄉，準備在故鄉重新尋找未來……。
趙德胤說：生存問題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我們會說找尋「活路」，不講「工作，」偷渡到泰國、中國尋求更好的生活，這類題材對我們來說太生活、太熟悉了。
為了活路的導演打工仔人生
導演趙德胤16歲經由考試來到台灣念書，畢業後便拿到了永久居留證，《歸來的人》在國際影展上得到迴響後立刻拿到了身份證，他笑說，「這代表政府的獎勵，1998年到現在，在台灣住了15年，情感上也算是台灣人。」提起開始拿起攝影機拍電影的過程，趙德胤說，我對電影一開始是沒有理想的。對他而言，拍電影是為了生活、賺錢，「我十幾歲的時候每天打架，只是為了無聊打發時間，不會去想藝術是什麼、我的夢想、人生到底要幹嘛這類的事情，只會想說家裡欠債要趕快還清。16歲來台灣，第一個想法是要趕快賺錢，所以我選擇了印刷。」年少時，一個朋友在大陸邊界殺了個人，其兄為了藏匿他，把他送到臘戍，為他開了間相館，躲藏之餘順便學點技術。「我們一群人平常就在那裡鬼混，旁邊是理髮店，有漂亮的辣妹，辣妹被欺負我們就會一群人去打架，像是台灣4、50年代的眷村生活。那時候也有叛軍，晚上可能突然會被軍人拉上車去戰場打仗，很悠閒，但也每天惹事生非。」由於照相對他來說非常容易，加上他很會念書考試，得到獎學金資助，因此有更多空閒時間去賺錢。
1999年，他受朋友之託買了一台DV，卻因為時值翁山蘇姬第二次被刺殺，緬甸境內全面封鎖媒體，DV留在身邊後就開始自然而然地玩起來。學印刷、進入台科大設計系都是為了賺錢，因為「方便接案子，當時台灣的第一批DVD畢業光碟，我至少做了一百個學校。」為獎金拍短片，畢業後為了繼續留在台灣而修教育學程、念研究所，趙德胤說自己：「裡面完全沒有理想性的，都是為了錢。」 然而不知該說是天才或運氣，第一部短片《白鴿》便入圍了釜山正式競賽、柏林影展等等，政府頒發了獎金，讓他發現「原來拍這個可以賺錢。」拜台灣的電影輔導政策所賜，《白鴿》獲得成功以後，他拿到國家補助和「騙人廣告」或政宣短片，賺了一筆錢，幫家裡還了債、蓋了房子，「對家庭的責任算是已經了了。」
從不自由的無聊城市到亞洲巴黎
然而拍電影開始跟理想性有點關連，是從《歸來的人》開始。它以小成本電影之姿在國際上得到很大迴響，世界影展上跑一圈後成本也賺回來了，「我才開始組了一個比較正式的團隊，」而剛好緬甸當時的狀況是那樣，因此自然而然地選擇了熟悉的題材來拍攝。趙德胤出生在臘戍的窮人家庭，一個靠近中國的邊境城市，「從我的外公到這一代，每個親戚朋友都偷渡去泰國或中國討生活，從小每天都接到電話或信件。信裡或許只是輕描淡寫地描述偷渡到哪裡，遇到軍人所以被迫在山裡睡了一夜，誰送飯給他們吃等等；或者安全抵達曼谷，已經找到工作或拿到證件。我是家裡最小的，從小就看著這些信想像那邊發生什麼事。」光是在泰國，緬甸的偷渡人口就有300萬，而偷渡、販毒這類事情每天都在上演，「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就跟擺地攤沒兩樣。」趙德胤說，緬甸雖然在1940年代獨立，1960年代以後又被軍人掌控成為獨裁統治，高等教育是不被允許的，大學供不應求。久而久之，年輕人放棄上大學，就算大學畢業也沒有出路，因為沒有公司工廠企業……。
我追問，來台灣念書是條件比較好的人才能有的選擇嗎？條件比較差的只能偷渡去泰國或中國？趙德胤的回答完全抹除了自由意志及主體性：「不能用選擇這種角度來看，完全都是運氣、被命運決定的。我們在那裡每天打架，某天突然有人告訴你考台灣的試不錯，被父母逼著去考，考上以後就告別無聊的城市，來到台灣。」同樣的氛圍也瀰漫在他的每一部電影裡，從來就沒有什麼超人意志或美國夢，只是冷靜地觀看芸芸眾生，不悲不喜。
來到台灣後，趙德胤說這裡「超好！宛如天堂，」因為「我們在緬甸因為很窮，每天都很沮喪沒自信，來台灣之後我考第一名，每個人都很佩服我，我就有自信；在緬甸考第一名就沒人佩服我，因為緬甸人佩服的是錢，考第一名誰都不鳥你。」走遍許多國家，台北是他口中「亞洲的巴黎」，相較於新加坡、泰國、香港更為「民主自由。」我沒有足夠的時間確認他口中的自由民主，在不同亞洲國家的經驗向度裡是不是圍繞著同一種美式想像，而只是挑釁地提出一句：「你不覺得強人政權也是戲劇化的來源之一嗎？像台灣這種『自由民主』的國家很無聊耶。」但在整個華人世界的平台上，趙德胤的作品確實有別於大陸、台灣的電影語言，「因為我們在那裡的氣氛和經驗很多是混合的，例如我們學校教育的課本是30年前的台灣教材，課外讀物則來自大陸，所以我們也會看簡體字，但對道德和文化的認同是來自台灣，」趙德胤說。
《歸來的人》攝於2011年，正是緬甸舉行首次總統直選前後，社會一片正向、鬆動的氣氛，主角帶著一筆打工存下的錢回到故鄉，準備找尋新的活路。電影一開始便是一首政宣歌曲，講述人民應該團結一致，讓國家往更民主自由的方向邁進。台灣關於民主自由的辯論多年來深陷泥淖，而趙德胤的思考亦不乏痛苦矛盾：「我覺得只要往自由的方向就是好的，不管它帶出的副作用有多壞，都是必須的。這次回去緬甸拍片，也看到它不好的一面，例如大自然的破壞、當地人吃不起餐廳、日本人不要的汽車全部輸入緬甸，而緬甸人完全沒有能力解決問題。邁向自由民主，但政府連一輛車的價格都無法決定，只是一味地開放，於是商人進口日本二十年前的舊車，和官員勾結後輸入緬甸。現在緬甸四處都在塞車，因為車子太便宜了，空氣汙染很嚴重，而真正的既得利益者就是那幾個人。醫療設備仍然集中在城市，青年到城市打工住不起旅館，所有的問題都沒有減少，反而是開放帶來問題和更多失業。」但近年回去緬甸，他認為氣氛確實不同，比較relax，卻又停在無解的矛盾：「緬甸人或許覺得生活更富裕就是自由，即便專制，有些時候民主自由可能是一廂情願的解釋，緬甸人或許不一定需要自由。」
出身短片獎金贏家和金馬電影學院第一屆學員的導演，趙德胤2009年的《華新街記事》曾接受過侯孝賢、廖慶松等人的指導。同樣是小成本、素人演員、街上偷拍的客觀條件限制，趙德胤在侯孝賢身上學到的是將限制轉換為風格的一部份的靈活運用。「侯導出現讓我學會一件事，電影技術是永遠可以變化的。自此之後，我才敢兩、三個人去拍片。」在緬甸拍片因取得許可不易，趙德胤通常都只用五人以下的小團隊上街偷拍，不能被人發現正在拍片，因此戶外景完全無法打光，且時時有被情報局抓的危險。在泰國開旅遊公司的親哥哥出現在《偷渡客》裡化身導遊，兩部電影的主要演員王興洪是導演在緬甸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從生活到電影，從故鄉到漂流，似乎毫無二致。而電影從來不只是生活，它將特定時空記錄、全球傳遞，讓更多不同地方的人看到，另一地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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